胡升华|纪念叶企孙先生兼及柴静受到质疑的几

2019-05-30 23:22 来源:未知

  叶企孙先生出生于1898年7月16日,最近几天教育界有几场纪念他诞辰120周年的活动,媒体也有大量报道。在7月15日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等机构主办的“叶企孙与一流大学建设学术会议暨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有上,我也做了一个科学史研究报告:“叶企孙:从杰弗逊物理实验室到清华大学物理系”,探讨哈佛大学杰弗逊物理实验室的工作对叶企孙教育思想的影响。可惜当天时间太紧,我只能草草结束报告,意犹未尽。

  每一个走近叶企孙先生的人心灵都会受到强烈震撼。1985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被指定去完成一篇命题论文——“叶企孙先生生平”,出题的是这个研究室的创始人钱临照院士,钱先生在我国科学界对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讳莫如深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用过硬的史料揭示出叶企孙1938年在天津的工作实为“抗日救国”壮举,弘扬了社会正义。钱临照先生1982年发表在《物理》上的文章(《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对叶企孙冤案的彻底平反起到了相当的推进作用。

  在钱先生的精神感召下,我克服了许多困难,最终完成了论文——《叶企孙先生——一个爱国的正直的教育家、科学家》。论文答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4位答辩委员会成员有三位院士,钱临照、席泽宗、方老师(我的硕士导师),第4位成员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潘永祥先生。答辩现场情形我还历历在目,然而四位先生今天都已不在人世,令人唏嘘。钱临照、席泽宗两位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首任和第二任理事长,可见这个课题的分量和意义,这一点到后来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北京天文台李竞研究员也来参加了我的答辩会,他对这个课题也非常关注。论文答辩的结果,2个A,2个B,显然,席、潘两位先生给了A;钱、方两位先生给了B。钱先生后来成为我的博士导师。他们两位给我打B让我琢磨了半天,这个课题的提升空间在哪里呢?就史料而言,我觉得自己已经下了难以言说的苦工,问题应当出在认识高度上面。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回过头来看这篇论文,我越来越觉得面对叶企孙经历的人间沧桑,世态炎凉,对他史诗般悲壮的一生,自 己思想浮浅,笔拙难当。

  我论文的一节以《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为题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3期上,这篇文章在研究档案资料和当事人口述史料的基础上首次披露了熊大缜案的来龙去脉和成因,受到了海峡两岸清华学子的关注,台湾《清华校友通讯》(106期,1989)和钱伟长主编《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都做了全文转载。此外,我还写了另一篇文章《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向《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投稿,遗憾的是,我拿到文章校样时,文章题目还是原样,作者已经变成刘克选、胡升华,原来该刊未经我同意授权刘克选把我的文章和他的文章合并了,接受这种安排还是接受退稿?我做了妥协,这件事让我非常不快,这也是30年来我第一次公开提及。

  随着虞昊、岳南、邢军纪等人有关叶企孙传记的问世,叶企孙的名字渐渐被社会各界知晓;《一代师表叶企孙》(文集)以及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编辑的《叶企孙文存》又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央视记者柴静2010年3月的一篇博文——《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则显著地提高了叶企孙的社会关注度,她以央视名记的影响力和文字穿透力,把叶企孙先生带进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这篇博文的点击量超过了30万,据估计,通过各种媒体转载,总阅读量超过千万,我本人也至少有10次以上在微信群或朋友圈中看到这篇博文的转载。

  未曾想,柴静博文中源于我文章中一段话的演绎,也成为直击公众内心痛点的一个场景,其后被各种媒体大量引用: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他(叶企孙)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柴静这篇博文在受到极大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比较集中的几个点在于:

  3.“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在当时的中国普遍的收入状况下,这样说是否妥当?

  柴静回答如下:"查了一下,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登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上。"结果柴静把我推向了始作俑者的境地。

  最近听说,有严谨的学者也质疑这个场景,我觉得有必要交待一下这个故事的来历,以及我文章本来的说法。

  为了完成钱临照先生指定的命题论文,我除了搜索档案资料外,还拜访了一大批叶先生的朋友、学生,幸运的是,当时他的朋友和学生还有不少人健在。

  我的釆访笔记记载,1987年9月23日,我在中关村812楼采访了物理学家杨龙生先生,杨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叶先生“熟知”的学生之一,关于叶先生"文革"中这段痛心往事出自他的讲述:"我在海淀遇到他(指叶企孙),他穿着破学生装,趿拉着破棉鞋,在一个铺子里买水果,对我说,你有钱给我几个,要得不多,五六元,他不能在饭厅排队,所以在校外买。我告诉陆学善,碰到叶老师带些钱给他,后来我也告诉了吴有训,吴有训告诉了周培源。"杨先生讲述的这个场景应该发生在叶先生从秦城监狱释放不久,仅有一点微薄生活费的时间段,也即1969年末或1970年初。

  杨先生的讲述让我五味杂陈,我于是把叶先生这种境遇写进了文章:"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之所以说有“不少人见到这个场景”是因为我在钱临照先生1982年的文章中也读到过类似的话:“当时人们可以在中关村附近见到一位衣衫槛褛、步履艰难、踯躅街头的老人, 他就是我们物理学界的老前辈, 对中国物理学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叶先生.”

  我文章中这段话后来怎么会被演绎成柴静那个版本?我觉得可能是文学渲染的需要,文学与科学史毕竟有不同的学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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