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先生逝世30周年祭(叶治安)

2019-02-16 16:57 来源:未知

  前些年我去上海大学采访,在一个场合里偶然碰到钱伟长,我向他呈上我的名片,并打趣说,叶企孙是我本家大爷。钱伟长信以为真,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接着又拉着我的手一起朝会场里走去,弄得边上的人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钱伟长是误会了,赶紧说自己是开玩笑。但这老头还是认了真,所以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本家大爷是我的先生,也是我国物理学界真正的一代宗师呦!这一下是轮到我迷惑了。因为,实际上当时我只知道这位本家是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在“文革”中和饶毓泰一起受迫害而先后离世。在我考上大学那一年,中国科学院为叶、饶两人平反,至于别的我是一无所知。现在被钱伟长这么来一下,弄得我倒是手足无措了。就像以前西洋人谈哲学言必及希腊一样,现在大陆国人一说起物理学,就必然先说“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但业内人士都知道,叶企孙和饶毓泰两位先生才是中国物理学领域内有资格称奠基人的“双雄”,因为中国现代大多数排得上名的物理学家都出自他们的门下。像杨振宁、李政道等是吴大猷的学生,而吴大猷就是饶毓泰的学生;如今已是大陆科技界泰斗级人物的王淦昌、汪德熙等人则都是叶企孙的学生。有一次我本家的母校,上海敬业中学举行叶企孙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李政道专程从美国赶来并在会上说:“叶师破格推荐当时只念大学二年级的我去美国读博士生,……没有叶师和吴大猷教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

  但是,当我今天真正了解我的这位本家之后,心中却陡生无限伤感和悲愤。因为,无论是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在《叶企孙的贡献和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3)等诸多书刊中,都记载着本家极其凄凉的晚年。“文革”期间,不少人在北京中关村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人衣着邋遢,弓着背在街头步履蹒跚地晃来走去……有一次他在一家店铺里买了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正好碰到一位熟识的学生,就上前木呐地说:“你有钱请借给我几个,让我填填肚子”。他的学生看到老师如此模样,惊诧得半天缓不神来。当然,周围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位“乞讨”的老人竟是以前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中国最著名之一的大物理学家叶企孙!更可怜的是,这位大物理学家厚颜向学生“乞讨”的,也就是为“填填肚子”的三五元钱而已。

  叶企孙终生未娶,平素视学生为儿女,弟子中尤以熊大缜为他最得意的门生,当年曾有情同父子之说。抗战时熊受先生的嘱托,怀着一腔书生的报国之情赴冀中抗日根据地创办技术研究社。但一些“极端左翼人士”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却秘密逮捕了熊大缜,并在押送途中“为了省下子弹打鬼子”,竟用乱石将熊砸死(此种恶行可真正属于“惨绝人寰”)。熊案还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他们一律被当作钻人革命队伍的汉奸特务而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许多年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起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部人为造成的弥天冤案。我总觉得像“锄奸部”这一类机构,有点像前苏联的“契卡”,为了表示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远在他人之上,所以总是玩“功夫在诗内”招术,而且他们陷害自己人的基本功也远比杀真正的敌人来得扎实,当然啦,他们杀自己战友的“功劳”也就此成了他们是革命队伍中“精英一族”的标签。当叶企孙得知爱徒蒙此奇冤,就四处奔走多方吁请,没能遂愿。但这却为他日后自己蒙冤埋下伏笔。“文革”时吕正操受审查,“熊大缜特务案”旧事重提,因熊是叶的学生,去解放区抗日又是受叶的“唆使”,既然熊是“特务”,那叶怎么可能是“良民”呢?结果,连普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当即被罩上“CC系(中统)在清华核心人物”的帽子,身陷囹圄。期间,叶曾八次受审,精神和肉体遭双重摧残。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带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一个荒唐结论凄凉谢世。在追悼会上,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吴有训先生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学人应有的良知,为了抗议悼词的不公和追悼会的规格,他中途愤然退场。因为,所有熟识我本家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对他一生的高风亮节,宽厚仁慈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而吴有训则更是有切身感受的。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为以示尊重,所以把吴的工资定得比他这个系主任的还高。后来他又觉得吴有训的工作能力很强,就推荐吴当物理系主任。10年后,他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那时他年仅38岁),而是一种真正的礼贤下士。叶企孙的无私,使吴有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中央大学校长,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副院长。从1926年到1937年,叶企孙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有了这批名师,高徒就不断从清华理学院涌现,以致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院士均来自清华。清华物理系第二届毕业生、原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冯秉铨,在毕业四十多年后还写信给叶企孙:“四十多年来,我可能犯过不少错误,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您,那就是我从来不搞文人相轻,从来不嫉妒比我强的人。”冯秉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始终记着毕业时叶企孙对他们说的话:“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样的胸怀真是“后无来者”。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历史和真理,正直善良的人们终于没有沉默。6年前,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请求为叶企孙建立铜像;3年前,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同年,央视根据叶企孙及其学生们在抗战时期的抗战救国事迹摄制完成专题片《又是满山红》……我本家如在天有灵,该是可瞑目了。

  我当年参加高考时,周围大多数的亲朋好友都劝我考理工科,因为当时(今天还有)的社会都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学文科不好,过于近政治,还是学理工科好,和社会政治离得比较远。那时的国民有这样的愚腐思想很自然,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曾说: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儿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从人类社会的进化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都不可能是“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古今中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没见过只办理工科大学的国家和民族。幸好老人家当时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实际行为。

  我在安徽黟县看到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经商好效好就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由此可见,一个健康、理智和文明的社会,那么就无所谓学文科好还是学理工科好,学好就好;而一个社会愚昧落后野蛮,那么无论学什么都是没用的。想想我的本家叶企孙,以及近半个世纪来淹毙在政治旋涡中的各个门类学科中的“家”,人们应该对这种“民族性的愚蠢”有清醒的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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