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最后的大师叶企孙(附纪录片)

2019-02-14 16:48 来源:未知

  “一个多世纪以前,那是大清朝的最后一年,他考取清华学堂的首批名额,年龄不到13岁。

  他远渡重洋,师从诺奖得主布里奇曼,测量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h值。 获得哈佛博士之后,他立即回国,开始为自己落后的祖国,耕耘一项注定伟大的事业。

  没错,就在清华大草坪的西侧,那栋写着SCIENCE BVILDING的小楼里。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理学院将清华从一所学术空白的留美预备学校,逆袭到了如今的地位。

  (1)我国核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是他的大弟子。中国的“卫星之父” 赵九章,“氢弹之父” 彭桓武(一说为于 敏),“之父” 钱三强——不仅仅是钱三强,还包括“三钱”中的另外两位:“导弹之父”钱学森,“力学之父”钱伟长,以及“光学之父” 王大珩,都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

  (2)他的学生杨振宁,在世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没有之一。杨对人类科学的贡献,足以再得一两次诺贝尔奖。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就提出要探望恩师,但由于当时叶企孙被打为反派而被拒绝。

  (3)他的学生李政道深情回忆:“是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1946年,他破格将年仅19岁的李政道送往美国,甚至在办护照时都招致了质疑。半个世纪之后,诺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再次见到那张被他毕生珍藏的泛黄考卷,不禁哽咽。上面是他的字迹:李政道,电磁学,58+25=83分。

  (6)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当时小华只有初中学历,是他力排众议,让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任教,又送往剑桥大学深造。与华罗庚齐名,就读于清华数学系的陈省身,同样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日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现代微分几何之父。

  面对家国破碎的情景,38年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的机会,参加八路军,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为部队制造炸药、雷管、无线电发报机等军用物资,为地雷战提供武器装备;而叶企孙本人则守在津门,为熊大缜提供支援。。

  1939年,在日本诱降和英美政策诱惑下,顽固派武装磨擦升级,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1987年被平反)被冀中军区锄奸部以“特务”罪名秘密逮捕,未经调查核实,用石头砸死。(熊大缜为了给解放区节省子弹,自己提出这样的行刑要求)

  他变成了熊大缜变成中统特务的介绍者,惨遭毒打,脊骨受创,大小便失禁。 在听说两弹元勋姚桐斌被乱棍打死,爱徒赵九章含恨自杀之后,他精神崩溃,出现幻觉。

  后来恢复了些许神智,遇到自己的学生就说:赶快躲开,不要理我,躲得远远的!

  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老先生终得正名。 此时距离他去世,已十年之久;而他的学生熊大缜,冤死已近五十年。

  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学者联名呼吁,请求清华大学为他树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

  2013年5月22日,上海福寿园一隅苍松掩映芳草茵茵,一场迟到了37年的葬礼在此举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先生的骨灰当天长眠于故土上海,此时距离他1913年离开上海踏上北去求学之路,已整整过去了100个春秋。当天,叶企孙纪念像也在福寿园海港陵园揭幕:身着西服的叶老昂首挺立,目视前方,目光炯炯有神。墓碑庄重简朴,以叶企孙生平简介为设计元素,鎏金的文段选辑在阳光映射下闪亮。由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主编,李政道作序的《叶企孙文存》也在仪式上首发。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华罗庚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线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1928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C.C特务团”被捕。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本人却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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